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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貿議題已經發生許久，為何民怨此時才爆發？究其根源，在於台灣與中國簽署之協議，缺乏法律規範所致，使得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，有機會利用漏洞，擅自通過。
一般的自由貿易協定（FTA）包括貨品與服務兩大開放項目，而服務貿易又著重在四大領域的開放，包括跨國服務、國外消費、設立商業據點與人員移動。
事實上，許多國家透過國會的參與，反而將產業的聲音傳達至談判桌前，因而讓對手國也產生無形的國內壓力。所以立法提昇談判的透明度與可課責性，不但不會為行政機關造成阻礙，反而增加議價籌碼。因此，正本清源之道不是用政治手段逼迫立委同意，而是賦權國會監督與參與的能力，使服貿及其他貿易協定更具有正當性與合法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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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在自由貿易談判的關鍵盲點
http://www.thinkingtaiwan.com/articles/view/749
當前台灣的談判策略是採取堆積木式，由下而上（bottom-up）的談判模式，先就較無困難的、或較具共識部門別進行談判，試圖由淺入深，完成自由貿易協定。
但
此種模式最大的盲點在於，一旦談判進入「深水區」，便很容易停滯不前。因為可能受自由化衝擊的產業，並沒有轉型或開放的準備，往往在談判過程中對政府施加
壓力，使雙邊談判遭遇國內阻力。例如台灣與中國的ECFA，在農業議題上陷入僵持；台灣與新加坡的服務貿易談判，受台灣本土的金融業者施壓。
另一方面，對手國不一定想要完成貿易談判，也許在堆積木的過程中，對手國拿到想要開放的產業部門，便無心繼續談判，以至於台灣有可能談判先讓步，但卻無後續進展。
如台美之間的貿易談判，即便開放美國牛進口，也只能開啟TIFA會議，卻始終沒有完整的談判議程。台日之間的貿易談判也有類似情形，即便簽署投資保障協定，礙於中國因素與日本國內壓力，最終無法進展為FTA。
目前在FTA取得重大斬獲的國家，如南韓、美國等，是採取由上而下（top-down）的談判模式。其主要有三個階段，首先進行雙方政府授權的智庫研討會，
完成可行性研究。其次，藉由智庫交流、貿易官員協商、元首會談等，完成談判草案。最後，雙方對內公佈協定框架與議程，待國內民意與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實施協
定內容，敏感產業亦於雙方核定時間內完成開放。
此種模式的好處，就在於談判過程的透明化，可以給予國內產業與民眾緩衝與適應的機會，容易受害的產業可以提早退出或轉型，政府也有足夠的時間向民眾宣導，並制定受害補償機制。最大的優點，在於公佈談判過程及草案，可以約束雙邊致力於完成FTA。
舉例來說，美國在進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（NAFTA）的談判時，就完全的對內公開談判過程，國會可以輕易獲得談判代表目前的協商資料。同時政府也在談判草案完成的同時，開始輔導國內產業進行轉型、外移或改革。
因為自由貿易可以強化雙邊的比較優勢，同時更突顯國內的劣勢產業，如何讓這些受衝擊的產業提昇競爭力，或是協助他們有尊嚴地退場，才是FTA談判是否成功的關鍵。
因此，自由貿易談判並非貿易官員獨立作業，應該是政府有計劃、有配套地結合談判過程，並允許人民、國會與產業監督談判過程。但目前政府黑箱作業下的堆積木談判，最後不但拖延談判完成，也影響與對手國的外交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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